景观更替与城市区片地名的生命力——以上海棚户区地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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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城市区片地名作为链接传统乡镇地名体系与现代城市地名体系的地名类别，具有重要的文化遗产价值，但因其内部存在着地名起源时的自然、人文环境差异，以及后来演变过程中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内涵上的层级差异，城市区片地名的生命力不可一概而论。本文以上海城市的棚户区地名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新民晚报》中的使用状况为例，并结合上海城市景观与空间演变的历史过程，对城市区片地名的生命力差异进行分析。结论认为：长期徘徊在城乡过渡地带的传统村落名，易于在城市化初期由于景观的自然过渡而暂时充当城市地名系统中的低级别区片地名，但一般将随着城市旧区改造的进程和原所依附景观实体的消失而逐渐消亡。而一些景观内涵丰富、与地域传统文化内涵密切相关的乡村、市镇地名，则一般能够发展成为具有文化影响力并可长期延续的高级别城市区片名。

关键词：城市；区片地名；景观；生命力；上海

一、引言：城市区片地名的研究价值

如果截取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作为观察的区间，可以发现地名的变化大致分为两种：其一，一个源地名的历史文化内涵、所覆盖的空间范围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但其读音、字形等外在形式不变，一直为社会大众所使用，例如，民国时期的“上海市”与今天的“上海市”在空间范围和政区建置上都不是一个概念，古代的“上海镇”与“上海县”在地名属性上也有诸多区别，但“上海”作为活跃在民众使用层面的一个地名，却至少自南宋延续至今并且将持续沿用下去。这类地名可称之为“生命力强的地名”。另一种地名变化，是源地名的外在形式连同其文化内涵、所依附的景观实体一起消失，成为“消失的地名”，渐渐淡出民众的使用层面。这类地名的生存能力显然较弱。地名消失和更替的原因比较复杂，但如果在同一社会背景下比较不同地名的生存条件和生存能力，并以之作为研究地名存续机制的突破口，问题就变得相对简单。

我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化造成了地名新陈代谢的速度空前加快，城市地名系统的变化远比乡村地名系统剧烈，因此城市化背景下地名的更替规律就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学术课题。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乡村地名渐次消亡，在很短的时间内即被城市性的地名所替代；有的乡村地名则先成为过渡性的地名，作为城市地名存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最终还是消失在城市化大潮中；但也有延续能力较强的乡村地名，不仅能够顺利地进入城市地名系统，而且具有长期延续的能力。这就牵引出一些当今地名研究领域应当关注的新问题，即，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的演变究竟遵循着何种机制？自然淘汰和人工干预是如何相互作用的？此类问题的答案，对于城市政府在制定地名规划策略时是十分值得参考的。只有立足于区域历史文化特征，了解区域地名系统的生命史并尊重其演变规律，才有可能兼顾传统与现代地名文化的交融。

围绕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转化过程中的能力差异，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问题是亟待解决的：其一，究竟符合哪些条件的乡村地名能够凭借自身的优势，自然而然地进入城市地名系统并长期延续下去，从而使地域性的历史地理记忆通过市民对传统地名的继续使用得到有效的保存？其二，哪些乡村地名必须借助于政府规划或行政干预的手段转变为城市地名，而不可顺其自然地发展？其三，已经在城市地名系统中取得一席之地的乡村地名，又面临着怎样的二次淘汰或长期延续的考验？这些问题实际上均指向城市化过程中不同地名的生命力差异及其背后的驱动因素。

笔者曾以上海中心城区的地名系统为个案对象，就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转化的机制进行过初步探讨。该文提出了“城市区片地名”的概念，并揭示出区片地名在城市文化遗产中的特殊价值。文中认为：“城市区片地名”是超越景观实体之上的一种抽象的城市地名符号，是实体景观名称的虚化，不论其本初所依存的景观实体是否已经消失，此类地名均可在城市文化记忆层面长期延续。实体地名向区片地名的演化过程，能够十分贴切地反映一个地域从乡村向城市发展中自然、人文景观的变化与人地关系的基本特性。因而，城市区片地名对于区域史、城市史研究的“证据”功能及其对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的实际价值，均应得到更多关注。文章对城市区片地名形成和延续中的自然淘汰和人工干预机制也做了分析，认为区片地名的最终形成，往往是官方意志与民间力量共同推动的结果；而区片地名的最初沿用，则一般缘起于民间层面，体现着民众对自己所生活空间的名称化认同和历史沿革过程的记忆。

但是该文也留下了进一步研究和提升的空间。首先，城市区片地名本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内部还存在着层级差异，故而其作为地名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可一概而论。就上海中心城区的现用地名而言，地理范围较大、涵盖多种景观类型的“曹家渡”，与地理范围较小、景观类型单一的“梅家桥”，同样都是由传统时代承继而来的城市区片地名（前者缘起于古渡口，后者缘起于梅姓村落），但后者已经在今人的日常使用和记忆中趋于消失，而前者却依然活跃并有长期延续的趋势。因此很有必要对不同种类区片地名的生存时间和生命力进行再研究，以进一步厘清城市化对于传统地名的选择机制。鉴于地名与景观的紧密依存度，在地名研究中应充分考虑景观实体消失与否与地名存续的关系。乡村地名一般都依托于聚落、农田、桥梁、河流、寺庙、道路、水利设施等景观实体，而城市化却造成了原有乡村景观的快速消失，那么在失去了其所依存的景观实体之后，原有的乡村地名会发生怎样的分化呢？

因此本文研究的初衷在于，对城市区片地名进行历史溯源式的再分类，并将地名的存续能力与景观实体的更替存亡等变化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不过本文主要讨论与传统乡村时期的地名有着链接、转承关系的城市区片地名，而在城市化时期由标志性建筑、大型社区、公共设施等名称逐渐沉淀而来的区片名，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若有部分涉及，其目的是为了与前一类区片名的演变规律进行对比。

二、在社会使用中存续：以媒体所使用的棚户区地名为例

研究地名在特定历史时期内的存续状况，就需要一种或几种连续性较好的资料，来证明现实社会中的地名究竟是如何被使用并加以传承。由于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的转化机制，而我国的城市化又是起步相对较晚且当前正在发生的历史进程，所以获取资料的时限应与城市化的实际过程相配合，资料的下限应往后推移，甚至可一直推移到当前年份，这更便于在鲜活的城市社会现实与市民生活中观察人们对地名的“活”的运用。故本文选取资料的时限原则，与传统历史地理学所要求的距今有一定时间距离的原则稍有变化。这一时间尺度上的调整，使得本文对城市化地名机制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成为可能。

要在一定的连续时间内观察地名在城市社会中如何被“鲜活”地使用，大致有两种较系统的资料来源。其一可通过面向市民的报纸媒体所刊载的各类本城市新闻，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城市地名集中出现的地方，而且凡出现在新闻中的地名一般都属于“活”的范畴，有较高的民间认知度。其二是深入社区，通过调查问卷和访谈的方式，了解一般百姓对不同种类地名的熟悉程度、记忆和运用的方式。目前本文采用的是第一种途径。在田野调查方面，笔者此前曾因另一专题的需要针对上海棚户区的历史文化意象做过小型问卷调查，其中包含有部分地名使用的资料，可在本研究中作为辅证之用，但专门针对民间对棚户区地名使用现状的较大规模田野调查，由于条件所限，将作为笔者下一阶段的努力方向。

本文所依据的主体资料为反映上海城市生活的《新民晚报》中的新闻。《新民晚报》上海社创办于1946年，迄今已有近70年的历史，其新闻贴近普通民众，反映上海社会与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所使用的地名，基本相当于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接受、使用、认同和关注的地名系统。需要说明的是，地名在新闻中出现的时间与其被民众日常使用的时间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民国时期上海老西门外的八仙桥，是大众化的商业娱乐中心，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但时过境迁，那种属于旧时代的休闲娱乐方式已成为历史，随着八仙桥文化功能的衰落，该地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逐渐疏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八仙桥地名从公共记忆中已经消失。仍有新闻和一些怀旧文章不断提到八仙桥过去的盛况，也有报道关注这一带的旧城改造和景观更新。这说明，一个地名无论是在城乡社会中实际地被使用，还是已成为公众记忆中的文化符号，均可作为该地名仍然存活的依据，也由此可见，报纸新闻中出现的地名一般可视为尚未脱离民众使用和认知、记忆范畴的地名。关于这一认识，本文在后面的论述中也将引用《申报》、《文汇报》或者社会实况等其他来源的资料以进一步说明。

从历史研究对资料的历时性要求来看，《新民晚报》的本埠新闻序列也非常适合用来分析上海城市区片地名生存时间的变化。本文收集资料的时间上限为1946年，即《新民晚报》在上海创刊的时间，其时间下限，根据上海城市旧区改造的进程设定为2001年。1990年后，上海城市空间的更新速度空前加快，大批旧的住宅区得到拆迁改造，原来棚户区、旧式里弄占较大比例的居住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新开发的中高档住宅区与商业区。与之相应的是，一大批老地名也随着景观实体的消失发生着大幅度的变动。一部分老地名逐渐被人们淡忘，使用频率明显降低，还有部分地名出现消失的苗头，但有些地名则未受到城市空间更新的影响，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文化厚度与鲜活的生命力。故而笔者将新旧世纪之交的2001年作为观察城市空间、景观和地名结构发生剧烈变动的重要时间节点。在本研究涉及的50余年间，上海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经历了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上山下乡运动、“文革”、改革开放、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更新与改造、旧城区大规模迁拆、城市郊区化进程加快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和城市结构自身变化的大事件，所依存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与本城市的社会经济环境复杂而多样，这为研究地名的变化规律提供了宏大的历史背景。

本研究以access数据库的形式，统计了1946－2001年间《新民晚报》所有有关上海棚户区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地名，并根据研究的主题设计了统计字段。之所以在巨量的本埠新闻中仅选择棚户区新闻这一类，原因有三个：一是为了加强研究的深度。将地名所承载的历史文化记忆聚焦在某一类城市景观上，便于在长时段内按照较单一的标准进行前后对比，这实际上是一种个案式的研究。第二，棚户区在近现代上海城市史上属于广泛分布的底层居住区，这种景观形态从开埠初期即已出现，迄今尚未改造完毕，与棚户区景观密切联系的传统村落、城市社区、马路、桥梁、区片、族群等相关地名丰富多样，数量很大，而且经历了由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转化的过程，与本研究的主题十分契合。此外，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城市旧区改造中，棚户区景观消失的剧烈程度超过其他类别的城市景观，这种大尺度的景观变动有助于观察附着于景观的地名变动。

数据库的首要字段是棚户区名称的完整表述。获取的方法是，将《新民晚报》新闻提到某具体棚户区时的原始表述，完全按照原文摘录下来，包括用于指称其地理位置的一级政区名、基层政区名（例如街道办事处等机构名称）、景观实体名、区片地名等，按照原文顺序忠实地录入数据库，其目的是为了观察民间惯常使用的区片地名在与其他类别的地名并列时究竟处于何种地位。例如，1949年8月8日《新民晚报》一篇文章提到“沪西余姚路金家巷棚户区”，此处“沪西”、“金家巷”分别是两个不同级别的区片名，“沪西”（意为上海市区的西部）所指地理范围比“金家巷”大得多，但二者同时使用，可见区片地名在城市日常使用中的频繁度与普遍性。再从二者的生存时长来看，“沪西”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区片名，在上海城市化早期已经形成，今天仍在使用，而“金家巷”作为一个曾经知名度较高的棚户区名称，已经随着该棚户区的拆迁改造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可见这种全景式的统计是识别区片地名层级和生存时间差异的基础环节。

其余字段是对棚户区地名从性质和层级上进行细分。具体分类为：景观实体名称（例如作为棚户区位置参照物的马路名称、建筑物名称等）、政府规划意义上的各级行政区名称（例如闸北区、杨浦区等城市高级行政区划、街道居委会等基层行政区划，一般冠于棚户区具体名称之前）、民间习惯使用的区片地名（其所代表的空间范围和文化内涵在一定时期内是约定俗成的）。此外又重点对所有区片地名进行了“使用时长”统计。即，依据每个区片地名在新闻中出现的最早年份和最后年份之差，计算出其在本文研究时段内的生存期或活跃期，并进一步将该地名放在整个城市发展史的大框架下进行了社会背景的分析，这对于揭示不同层级区片名的生命力及其原动力是十分重要的。统计发现，能够上升为不同层级区片地名的数量为234个，仅占棚户区景观实体地名数量（2450个）的十分之一。而在55年的统计区间内，与棚户区关联的区片地名连续使用时长超过50年的只有10个，连续使用时长介于45－50年之间的区片地名为18个，介于40－45年之间的为30个，其余176个区片地名的使用时长均在40年以下。这进一步验证了笔者在前期研究中的结论，即大量的实体地名中只有少部分能够上升为具有抽象文化意义的区片地名，其次也说明区片地名系统的内部确实存在着层级差异。在城市文化肌体内能够长期延续下去的乡村地名是极少数的，而且基本是以区片地名的形式进行延续。城市化时间越长，经得起洗练和淘汰的乡村渊源的区片地名越少。

以何种标准将概念较为模糊的区片地名从资料中提取出来，是本研究必须解决的技术问题。兹以1951年12月10日《新民晚报》一篇题为《牛桥浜新面貌》的文章为例来具体说明：

住在牛桥浜十二年的一位七十二岁的孙老伯，对于牛桥浜过去的事最清楚，他很沉痛地说出了下面一段历史：远在十五年前，美帝国主义者准备在大西路（延安西路）建造一个花旗总会，他们就侵占了这里的农田，挖掘泥土去填平屋基。这一块很好的耕地，就变成了曲折的一条浜。同时由于花旗总会的阴沟与浜相通，因此垃圾污水不断灌入浜内，日子一久，浜就臭了。后来这里又养了牛，浜上又架了桥，从此就被叫作牛桥浜。十几年来，住在这里的劳动人民不知吃了它多少苦头。夏天，太阳下臭水逼人，毒虫飞舞，时疫流行，遇到大雨，浜水溢出两岸，没进了许多茅屋。这样还不算，花旗总会的高鼻子强盗们，常常出来调戏妇女，把吃剩的肉骨头，来引诱孩子们。这里的人受尽了侮辱，可是大家敢怒而不敢言。十多年来我们就过着这样黑暗痛苦的生活。

解放后的今天，温暖的阳光照到了牛桥浜……牛桥浜与上海其他棚户区一样，有了翻天覆地的变更，居民的生活普遍改善了……看一看今天牛桥浜的新面貌吧：冬天到了，劳动人民将那破旧简陋的草棚都翻修了，盖上金黄色的稻草，墙壁涂的雪白，有的已将茅屋改为瓦屋了，大家吃饱穿暖，过着幸福的生活。

从引文可看出“牛桥浜”怎样从一个籍籍无名之小河浜的名称演变为棚户区聚落的名称，继而经过十几年的历史沉淀，变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城市区片地名。其中“牛桥浜”不加前后缀地单独使用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标准。一般来说，新闻报道在指称低级别的城市景观时，为了保障其地理位置的易辨识性，往往会在其前冠以一个或数个高一级地名，并在其后说明该地名的景观性质，这与人们邮寄东西时要写明详细的邮递地址有类似之处。在笔者所统计的新闻样本中，简化高级地名单独使用低级别地名的形式、或者不加前后缀而单独使用的情况比较常见，这正是城市区片地名在日常使用中的表现形式。对于本城市一定区域内的人群来说，此类地名具有较高的认知度，其所代表的景观性质、地理范围、文化内涵等已经得到了人们的默认，当市民提到这个地名时，自然而然就会将该地名与其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对应起来。上引文字中“牛桥浜”属于基层地名，但作者在使用时并未使用任何上级地名来导引，就说明该地名已经演变成为一个具有城市底层聚落景观，即“棚户区”内涵的区片地名，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为大众所认同。

将“不需要前后缀而单独使用”作为判断区片地名的依据，则可从《新民晚报》新闻中梳理出一个完整的区片地名系统。那么，区片地名层级的高低差异，与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命力存在何种相关性呢？以下也结合资料统计的过程做一简单解析。

1946年7月5日《新民晚报》新闻《棚户·棚户·是人的生活吗？》，将当时的一级行政区划“闸北区”作为指代范围较大的区片名来使用，省略了作为行政区划指代功能的专名“区”：

他们大都是请“月会”，凑些钱，买几张芦席，几根竹柱，一些草，盖搭起来的。小小五六尺成方的茅草棚，亦得花上七八万元大洋，大雨后泥水成潭，简直变成了泥沼，茅棚都浸在波涛中，污秽粪便四溢，不可收拾，闸北的霍乱等疫病传染之广，这也是原因之一。

今天的上海市闸北区，在近代史上是棚户区最集中的区域，此文中“闸北”作为区片名被使用，就具有明显的底层文化意象，即棚屋密集、卫生环境差、疫病流行、治安混乱等。闸北作为底层聚居区进而演化成区片名，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与20世纪初期“华界”城区的形成几乎是同步的。民国上海特别市设立闸北行政区后，闸北做为区片名的影响力进一步强化，之后闸北一直具有行政区名与高级区片名之双重属性。类似的证据在民国时期的《申报》中也有显著体现，以闸北作为棚户区和江北人集中地的指向非常明显。例如1926年4月15日《申报》同一版面有两篇报道同时涉及闸北棚户区，其中一篇题为《闸北恒通路昨日火警》，另一篇题为《闸北客民昨迎都天神会》，字里行间将闸北这一地名与贫穷的江淮客民直接联系起来：“住居闸北之江淮客民，每届阴历三月，举行都天神会，会中除执事旗伞之外，加入龙灯及香阴皂隶等，兴高采烈，如醉如狂，以迎神消灾为由。严厅长以现值戒严期内，此种劳民丧财之举动，严令禁止。”

另有一类并未做过行政区名称但作为区片名的影响力相对较大的地名，即那些在城市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文化、经济或政治特征相对突出的功能区，例如位于沪西苏州河边的“曹家渡”。1951年12月15日《新民晚报》关于局门路棚户区发生火灾、政府帮助灾民渡过难关的报道中，“曹家渡”只是为了对比新旧社会的反差而顺带被提起，但叙述的方式值得注意：“老人家很感激地说‘人民政府真是我伲恩人，解放前我住在曹家渡，也遭到过一次火灾，反动派死人勿管，咱们只好在马路上受冻挨饿……’。”此处“曹家渡”已具有符号化的象征意义，用来指代近代沪西工厂和棚户区的集中地，显然具有底层文化内涵。20世纪初随着大量工厂在沪西苏州河南岸的集聚，工厂区周围棚户区的蔓延，“曹家渡”开始从一个传统渡口的名称演变成集市名称，进而又逐渐转变为远近皆知的以底层文化为主要内涵的城市性区片名。1939年《文汇报》一篇报道题为《曹家渡大火，焚毁草棚二百余间，棚户五六百人流离失所》，该标题并未指明大火具体发生在哪个具体的社区，而是以曹家渡笼统指代，给人的印象就是曹家渡充斥着草棚和贫民，是一个极易发生火灾的不安全之地。直到本文研究下限的2001年，曹家渡仍然是沪西一带的重要区片名，仍然保持很强的独立指位功能和底层文化的意象功能。2001年6月19日新闻如此叙述：“十多年前我住在曹家渡，我的对门邻居小凌是位文静温和又知书达理的中年妇女……后来我迁居到曹杨新村，小凌迁居到天山新村，逢年过节，两家就像亲戚一样走动，这种美好的友情一直保持到如今。”可见“曹家渡”的生活和居住条件与新村地区相比是居于下游的。

至此，区片地名系统本身所具有的层级差异与生命力差异已初露端倪，那些所指空间范围较大、在社会生活中长期沉淀自然形成、文化内涵深厚且广泛被市民认同的区片地名，其生命力相对较强；而诸如“牛桥浜”之类的基层区片名，由于其所指空间范围较小，所依附的景观类型单一（仅指一处棚户区聚落），在今人的记忆中已逐渐淡出。但这种认识在收集资料时期还只是一种假定，尚需对《新民晚报》新闻中的地名使用做更系统的剖析。

三、棚户区地名的生存时间差异及驱动机制

以下要论证的第一组关系，是地名的使用频次、使用时长与其生命力的关系。

某个地名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持续使用频次（本文将其落实到被媒体使用的频次），可能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其当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并不一定说明该地名具有长久持续的生命力。因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制约往往是影响地名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由政治需要而催生出大批新地名或抹掉不合时宜之旧地名的现象，在历史上比比皆是，原上海租界区的霞飞路后来更名为淮海中路、爱多亚路更名为延安东路，就属于这类普通的例子。所以如果单独统计新闻媒体在一定时期内使用某个地名的频次，并以之来证明该地名的生存能力，肯定是有失偏颇的。兹以静安区棚户区地名“梅家桥”为例来具体说明。

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梅家桥”是一个由传统村落名称自然继承而来的城市棚户区名称，属于辐射范围很小的城市基层区片名，但在1949－1954年间的《新民晚报》新闻中却连续出现9次。当时正值建国初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梅家桥由于聚集了大量工人阶层和无固定职业者而被作为穷人翻身得解放的典型反复宣传，历次运动（包括诉苦、破除迷信、除“四害”、爱国卫生、办识字班、预防火灾、防疫等）都要将梅家桥作为典型案例推出来，所以梅家桥在公共媒体上频频出现。通过报纸的反复宣传和人们的口耳相传，那个时期的梅家桥在市井生活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其鲜明的“劳动人民”聚居区形象广为人知。随之“梅家桥”具备了城市区片地名的充分条件，新闻报道在使用它时即使不附加上级政区名或具体马路名等限定性前缀，也不影响人们对其空间范围和文化特征的认知。当时看来，“梅家桥”似乎具有稳定延续的可能性。然而，随着舆论导向的改变，该地名却在此后近40年有关棚户区的新闻报道中未再出现，只在1995年梅家桥棚户区彻底被拆迁时又一次进入公众的视野。如今随着梅家桥棚户区的消失，该地名基本上淡出了人们的记忆，即使是曾经在那里生活过的“老上海”，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回忆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再使用“梅家桥”这个地名了。

表１ 连续使用时长≥50年＜55年地名的使用频次、时间跨度及目前使用状态

说明：表中区片地名的级别，系笔者自定标准，主要依据是区片地名所涵盖地理范围的大小，范围越大，级别越高；其次也考虑了区片内景观类型及其文化内涵的多样性或单一性。例如，闸北、虹口作为区片名，所指范围与今闸北、虹口行政区虽不完全重合，但以上海火车站、虹口浜为中心向周边辐射的范围很广，故划为一级；沪西一般涵盖苏州河以南的静安区、长宁区大部分，以工业区、住宅区景观为主，与原公共租界扩展区有较大重合，也划为一级；提篮桥、曹家渡区片内社区层次与景观层次较多，故划为二级。而小东门仅指原老城厢一个城门附近的区域，景观类型较为单一，故划为三级；药水弄仅指一个以棚户区景观为主的居住区，划为四级。

基于此，笔者将区片地名的使用时长与使用频次放在一起进行并列式的统计，以减少统计中的偏差。统计结果显示，在55年的统计区间内，与棚户区关联的区片地名连续使用时长超过50年（含50年）的只有10个。

表1所列地名的使用频次差别很大，即，受某些因素的影响，一些地名在某段时间内集中频繁地出现，另一些则不然，但其使用时长都是占优势的，即在55年的统计区间内，基本一直处于活跃状态，而且迄今仍活跃在市民的日常使用中，由此可见，相较于使用频次来说，地名的使用时长与其生命力的关系更加紧密。

那么，具有较强生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区片地名，其背后有哪些因素起着支撑作用呢？这是本部分要论证的第二组关系。

先排除一个特例“药水弄”。根据今上海市政区图和交通图中的标识，也参考现实社会中市民的使用情况，发现“药水弄”正在从城市记忆中消失，而其他地名均处于活跃状态。这需要从药水弄地名的演变史和景观属性查找原因。根据1988年版《普陀区地名志》“区片地名”一节：

（药水弄）位于普陀区东南部，在胶州路街道内，占地约20公顷……上世纪中叶，这一带是地荒人稀、河浜纵横的滩地……1907年英商美查公司将制造三酸的江苏药水厂迁至境内吴淞江南岸，日商在境内也兴办了内外棉纱厂十三厂。20、30年代中，境内东北部也陆续兴办了一些工厂……大批从苏北等地流入的难民，在境内南、中、西部及低洼的浜、塘两岸搭建棚屋居住，形成居民密集的小浜巷弄。居民们因药水厂名称这一带为药水弄……建国前，这一广大地区的居民住宅除东北角和东南角有少量平房外，大部分是草棚、简屋。弄内没有水电等设施。居民饮用吴淞江水。用豆油、煤油点灯，经常酿成火灾。道路泥泞，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水坑。疫病时常发生，居民死亡率很高……建国后改善了这一地区的公共卫生设施，修筑道路，填平臭水坑，兴办学校，大大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但）从整个城市建设来说，药水弄仍是一个旧棚户简屋区……1984年市、区有关部门已成立了药水弄改建机构，规划全部改建工程，将该地划为六块分期进行。计划采取高层和多层相结合，整个改建总面积达30万平方米……

由上可知，“药水弄”作为区片名所涵盖的景观类型主要是棚户区、简屋区，景观单一性显而易见，而其主体景观——棚户区，则属于城市化初期由于土地管理不完善被外来人口占用栖居的不规范的城市居住区，从一开始就具有显著的底层文化特征和边缘性，与城市主流文化的现代性和基础设施的规范性是相悖的。既然棚户区在新一轮的城市更新中属于取缔和改造的对象，“药水弄”作为专指棚户区景观的区片名终究要失去生存的土壤。再者，作为单一景观的棚户区，其地理范围仅“一弄之地”，空间是十分有限的。1996年药水弄棚户区拆迁改造全部完成后，这个地名即从现实使用转向人们的记忆层面了，其最终从现实社会甚至是民众记忆中的消失是可以预见的。

再比较一下表1其他地名，这些均属于景观层次与文化内涵比较丰富，或者能够保存更古老的文化记忆、更具传统文化特征的区片名，即使其最初依托的景观实体已经消失，但实体地名依然可以转化为有影响力的区片名长期传承下去。例如“提篮桥”，其大致范围“东靠杨树浦路和惠民路，南接近黄浦江，西近大名路东端，东北临霍山路，西北通向海门路一带”，仅有几条马路的跨度，区片范围并不大，但该地名缘起于清中期的民间传说，传说故事的内容亦与上海城市所植根的水乡自然环境与江南文化底蕴非常吻合，这成为该地名能够跨越古代过渡到近代乃至现代的一个重要原因。“小东门”区片虽然稍小，但地名涵义中保留了上海老城厢历史景观的记忆，所以一直延续至今，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几年前建成的地铁8号线以“小东门”命名地铁站点名，更从规划的层面强化了该地名的社会影响力。再从景观的多样化来看，提篮桥区片内不仅包括棚户区景观，也包括石库门里弄这种被作为近代上海城市文化符号的社区类型，还包含一系列二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犹太人活动旧迹，著名的沪上名刹下海庙也位于本区片内。正因该区片内景观层次丰富，具有历史层累而成的递进性，上海市政府因之将提篮桥规划为全市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划分时所界定的区片内涵“特殊建筑和里弄住宅、特色宗教场所”，比较贴切地反映了提篮桥的景观特色与历史文化特征。

由此看来，区片地名所指称地理范围的大小，当然与区片地名生存和延续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关联，因为所覆盖地理范围越广，说明其辐射的人群越大。但不能机械地理解这一关联性，有时地名本身指称的地理范围小，并不直接表示其辐射的人群和使用它的人群就少，例如“小东门”所指区片并不大，但在上海市民中却有很高的知名度。这时就要着重考量区片地名所涵盖的景观类型是否多样，是否具有历史的递进性，景观的文化属性是否与城市主流文化相协调等要素了，以下将进一步探讨这些要素的作用机制。

前文已证，区片地名的使用时长是观察其生存能力的第一影响因子，而使用频次则不是，所以在以下表2的统计字段中，即省略了区片地名的使用频次一项，主要统计其使用时长及其所依存景观实体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演化特征等。

表２ 连续使用时长≥45年＜50年地名的时间跨度及其景观特征

表2再次证实了区片地名的生命力与所指地理范围大小、景观历史内涵的递进性以及文化内涵的丰富程度密切相关。

沪东、西区、普陀、徐家汇、浦东、吴淞都是指称范围相对最大的一级区片名，在城市生活中的知名度相对最高，辐射的人群也最广。例如“西区”，就将静安、普陀、长宁等行政区范围内沿苏州河一带的工业区和普通住宅区全部涵盖在内，20世纪初公共租界向西扩展，以静安寺为核心形成工业区与里弄住宅区、棚户区在内的综合城市功能区，“西区”之习称即已出现，并与租界“中区”、“北区”、“东区”形成鼎立之势。后来这几个习称成为各类报纸常用的地名，亦可推测其在民间具有很高的认知度。相比之下，辐射范围较小、使用人群较少且景观类型单一的番瓜弄、丁家浜、小莘庄、潭子湾、王家宅等，虽然曾经一度作为区片名被使用，也负载着传统乡村时代的历史记忆，但终究还是随着棚户区景观的消失即将或已经退出市民的记忆范畴。

区片地名在初步形成后，是否能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不断加积其涵盖景观的丰富度，同城市主流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是其生命力得以长期延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如果一个古老的地名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在城市化时期长期延续，那么其初始景观所蕴含的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方面的信息，即可伴随着该地名的社会使用而长期活跃在城市文化的肌体中，因此可以说，这类具有景观历史递进性和文化内涵丰富性的区片地名，正是城市地名文化遗产保护的核心部分，也是现代城市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徐家汇”的景观沿革史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传统时期徐家汇只是上海县城西郊一个普通集镇，上海开埠后，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在这一带设立教堂、藏书楼、观象台、教会学校等机构，使其成为近代上海天主教传播中心，也成为中西文化碰撞和交汇的前沿地带。20世纪初，又作为法租界向西扩展的中心区域，市政设施建设日趋完备，高级公寓、新式里弄大量兴建，这时徐家汇作为一个景观多样、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区片名称已具备雏形。今天的徐家汇在历史积淀的基础上，已发展成为包括现代商贸区、高级办公区、公寓住宅区、观光旅游区在内的城市副中心，在上海市民意识中早已成为一个具有厚重历史文化的区片名，在整个上海城市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徐家汇作为区片名之所以能够跨越古代、近代，直到当代仍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其景观样态的不断更新、充实和文化生态的与时俱进是一个重要因素。虽然棚户区也曾经是徐家汇历史景观的一部分，但也只是其多样性景观中的一个类别，像棚户区这样个别景观实体的改造和消失并不能影响徐家汇地名的综合文化形象。

然而，受城市规划政策、区位条件等的制约，并不是所有区片地名的文化内涵都能随着城市化进程而不断累加，势必有一部分区片名在辐射空间和文化内涵方面停滞不前，较长时间地保持其初始景观的样态，这样，其在城市化属性转型期所依托的初始景观实体的消亡或存续，就成为这类地名延续与否的决定性因素。这就可以更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梅家桥、番瓜弄、丁家浜、小莘庄、潭子湾、王家宅等以棚户区为唯一景观的区片地名，在棚户区住宅被拆迁后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周家桥”、“杨家渡”等地名，虽然其初始景观也以棚户区为主，但由于其具有区位和人文环境方面的优势，其在棚户区景观演进的过程中还伴生了码头区、工厂区、渡口、轮渡站等与城市社会息息相关的多种景观，直至后来被命名为现代公共交通的站点，这就使得“周家桥”、“杨家渡”至今仍然保持鲜活的生命力。其景观演变史与徐家汇颇有类似之处，只不过综合性和重要性不如徐家汇，因此在区片地名序列中的级别也相对稍低。

四、景观的更替与地名的城市文化适应

城市区片地名是城市所植根的区域环境和历史文化环境的“活化石”，在保存和传承文化遗产方面的作用十分值得重视和研究。城市地名系统本来具有很强的规划性，相比于民间惯性使用这种力量来讲，官方规划意志得到更显著的体现，但区片地名的演变史却较多地体现了民间使用的约定俗成性和地名系统内在的变迁规律。

由于城市化所引起的景观更替速度远远快于乡村时期，而景观又是地名所依托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源泉，所以由城市化时期景观实体的不稳定性和频繁更替所引起地名系统的新陈代谢机制，就成为必须揭示的学术问题。通过对50余年《新民晚报》中有关棚户区新闻所使用的上海中心城区区片地名的全面统计，并将景观存续与地名延续的关系放在整个城市空间扩展和人文进程的框架内进行分析，主要有以下两点新的发现：

1.向规范化城区过渡时间持续较长的传统村落名，即长期徘徊在城乡过渡地带的传统村落名，易于在城市化初期由于景观的自然过渡而暂时充当低级别区片地名的角色，但一般将随着城市旧区改造的进程和所依附景观实体的消失而逐渐消亡。然而愈是快速扩展形成的规范城区，传统村落地名的过渡期愈短，在城市地名系统中留存的可能性也愈小。

上海中心城区的扩展曾经覆盖了数以千计的传统村落，但在今天许多区域内很难再寻觅到古村落地名的留存，就是因为这些村落在城市规划力量和地产商的联合推动下短时间内即转化成了城市社区，即使有过渡形态，也持续时间不长。例如，外滩南京东路一线是英租界城市空间最早起源的区域，开始于1843年，但查看1866年的英租界地图，就已看不到任何村落名称的标识，密密麻麻的商业化地块已将原来的耕地和村宅快速覆盖。当时有开埠条约和《土地章程》作为后盾，各大洋行都投入到地产开发和盈利的洪流中，加上租界当局用同时期英国城市规划理念进行管理，租界区的村落景观快速消失，村落名称也快速地被城市审美取向的地名所取代。英租界内的路名规划采用中国各主要省份和大城市的名称，而最初的建筑物和里弄等也多采用了地产开发商的姓氏或以标志性的城市景观来命名，例如后来所逐渐形成的区片名“后马路”、“麦家圈”、“跑球场”、“菜市街”、“棋盘街”等，都属于新形成的城市景观的民间称谓。租界中区仅有的一个由原来乡村景观遗留下来的区片名是“虹庙弄”，还是因寺庙一时未被拆除而继续使用，但后来也随着庙宇的不存而消失了。与租界中区十分相似的例子，还有最近十几年位于中心城区边缘的闵行区的地名变化，由于闵行以发展现代住宅产业为主导，一批大型城市住宅区“万科城市花园”、“万兆家园”、“富丽公寓”、“航华新村”等成为指位功能良好、辐射力较强的城市区片名，而原来的村落已踪迹难觅，名称也不复存在。

相比之下，那些由管理不规范等因素造成的从乡村景观向城市景观过渡时间较长的村落，其原来的名称由于民间使用的惯性，则容易在过渡期内暂时得到延续，成为在有限空间范围内使用的低级别区片名。但随着城市更新的推进，这种过渡性景观终将被规范化的城市性景观所替代，旧的乡村地名将完成过渡的使命。本文所关注的低级别棚户区地名的例子就很说明问题。

棚户区是一种在土地私有制时期形成的不规范城市住宅区，多在城乡交界处形成，由于这里的村落受城市化冲击较强，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均处于快速变动中，闲置房屋和廉价土地满足了那些来上海谋生但租不起市区房屋的外来人口，依托这类村庄所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屋就成了外来劳力聚居之所。如果这些村庄暂时未被城市规划区所涵盖，就进一步给棚户区的扩张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在棚户区成片分布之后，城市管理部门若没有足够的财力和有力的政策措施，很难取缔这种不规范住区。近代以来上海城市的棚户区分布广泛，长期游离于乡村地带与规范城区之间，成为一种具有明显过渡特征的社区景观。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村落名称顺其自然地延续成为棚户区的名称，前文所述“梅家桥”、“永源浜”、“诸安浜”等就属于这类例子。但这种低级别的区片名影响力有限，一般会随着棚户区景观实体的消失而淡出人们的日常使用范畴，升级为高级别区片名的可能性不大。

2.无论是在规划力量较强的中心城区还是在管理缺乏规范的城市边缘区，总有一些传统乡镇地名不受过渡期长短或其他因素的制约，能够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具有文化影响力并可长期延续的城市区片名，从而在城市区片地名系统中处于较高的层级，甚至成为城市文化某一方面的代表性符号。

关于传统乡镇地名升级为高级别城市区片名的内在机制，笔者在前期研究中已指出：如果原来的乡镇名称含有“桥”、“浜”、“汇”、“浦”、“湾”、“里”、“弄”等具有江南水乡景观特色的通名语汇，或者曾经依托知名度较高、经济辐射力较强的传统聚落实体，或者与大家族、历史名人等有渊源关系，该名称抽象演化为城市区片地名的可能性就较大。也就是说，其原初地名所包含的地域性自然环境要素和经济文化含量之和要在整个乡村地名系统中占据优势，才有脱颖而出的基础，因此，那些在传统时期位于交通要冲或历史悠久的市镇，其名称就很有可能在城市化时期继续得到沿用，在其过渡时期民间使用的惯性因素起到主要作用，管理部门可能稍加引导即可。但进入城市化时期后，政府的规划导向对这类地名的延续和升级则起到更大作用，例如，是否将该区片规划为城市亚中心或副中心，是否在命名新的城市景观时考虑到区片地名的发散效应等。现在通过本文的研究，笔者进一步认为以区片地名为中心的城市地名遗产网络的形成，政府对其历史文化价值的认识和有意识的规划也是非常重要的。

本文则对这类基础较好、起点较高的乡镇地名在完成城市化转型后的景观演变路径进行了更深入的剖析。前文论证可见：区片地名在初步形成后，是否能够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不断加积其涵盖景观的丰富度，同城市主流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是其生命力得以长期延续的另一个重要条件。这类地名指的主要是空间辐射范围较大的高级别区片名，其原初景观实体的消失与否对该地名的延续并无实质性的影响，制约因素除了民间对该区片长期沉淀而成的历史文化内涵的认同和自觉使用之外，城市规划部门有意识的引导也同样重要。总的来说，那些景观内涵丰富、与地域传统文化内涵密切相关的传统乡镇地名，能够不受种种条件的制约，从传统地名系统中脱颖而出，发展成为具有文化影响力并可长期延续的高级别城市区片名。这是由此类区片地名所依附景观实体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的丰富性所决定的，当然与城市主流文化对地名景观属性的筛选也有关系。而这类乡镇地名演变而成的城市区片名，正是城市政府应当保护和加强规划与研究的对象。

要之，城市区片地名作为链接传统乡镇地名与城市地名的关键环节，本身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也是一直处于变动中的系统，其内部存在地名缘起时的自然、人文差异，以及后来演变过程中的地理范围和文化内涵上的层级差异，故而其作为地名文化遗产的价值不可一概而论。上海棚户区地名的个案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城市，但乡村地名向城市地名转化的某些客观规律及其内含的人地关系机制，在不同地域的个案间却有可能是相通的。

来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4年第3期

作者：吴俊范

选稿：周辰

编辑：徐亭

校对：袁云

审订：刘优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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